搅蛋流行，但这似乎离80岁的孙兆成还很遥远。

凤凰网原创作品《凤凰台》

作者|凤镇

“我的生活太平凡了，没什么值得说的。”

这是淮安市南栅居民80岁的孙兆成这样看待自己。今年4月，江苏省破蛋协会正式认证了四位“刮蛋发明人”，目前仅孙兆成还健在。他确实过着最普通的晚年。 —— 他的妻子11年前去世了。他独自住在乡下的一所老房子里。他很孤独。他的右眼已被摘除，左眼视力只剩下0.2。他甚至无法区分扑克牌中的红心和方块。清除，压制。他现在最担心的是58岁的大儿子的尿毒症。他的退休工资必须养活儿子的病。

但也有令人高兴的事情。由于他获得了“破鸡蛋发明人”的称号，人们经常到他的院子里看望他，与他交谈，甚至带他去长途旅行。孙兆成有了新的“存在感”。

1. 独居

5月下旬，苏北农村的小麦长得很密，很快就可以收割麦浪，重新种水稻了。紧邻京杭大运河，柏油马路穿过割麦田，十分舒适。午后的新河头小区很安静，路边的树荫下有几个老人在打鸡蛋。老人扔“炸弹”的气势说明他们还不想变老。

孙兆成坐在旁边看着，但也看不清楚。他的右眼一动不动。这是南京中医院去年制作的玻璃义眼。我左眼的视力很弱。但他总要出去走走，凑热闹。

他不会走得太远。房子距离只有20米，是一排老红砖四合院中最靠近马路的一栋。院子不大，有点简陋，但毕竟有空间有土地，倒是挺舒服的。 1995年，孙兆成从乡政府干部岗位上退休，随后以2500元的“福利价”购买了分配的房屋，并一直居住至今。

院子里有两间房间，一间是杂物间，另一间用作客厅和卧室。 2013年妻子去世后，孙兆成独自生活了11年。

孙兆成回到屋里，坐在椅子上休息。艰难的一天已经过去一半了。他的动作有些缓慢，但身材对于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已经相当高大了。他穿着几十年前的老式两条纹运动裤。依稀可以想象，他年轻时拨打过篮球。长相帅气。

孙兆成在淮安说：“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家里坐坐。如果我不和人聊天，我就只能听广播里的医疗保健节目，我的精神生活有了保障。”这些年过得很不好，我的感情世界很糟糕。”他指着我的头认真的说道。

孙兆成家

房间很乱。老孙旁边的椅子上堆满了杂乱的东西，其中有一块牌匾，这是江苏省打蛋器协会授予他的牌匾。

牌匾的身份最近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陌生人聊天。当地报纸的记者、南京电视台的记者、北京来调研的学者、以及一些利用打鸡蛋活动推销企业的私营企业主，偶尔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。

我很想问一下，在最近的所有拜访中，哪一次是最快乐的。孙兆成的回答很符合基层干部的印象：“两次。有一次联合调查组来淮安，专门来看我，其中有北大、清华的教授，他们劝我不要还有一次，央视的王主任告诉我，很多领导都喜欢玩打鸡蛋的游戏，他让我试着等到全国打鸡蛋比赛纳入正式比赛项目。我说我会努力的，这些人拓宽了我的视野。”

自从2009年淮海报记者在探寻打蛋文化的起源时找到孙兆成之后，孙兆成在退休后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身份。但只是最近一两年，打鸡蛋突然流行了起来，他家也越来越热闹了。当天下午，淮安市的一位小企业主，肚子饱饱地走进他的院子，和他约好第二天下午开车来接他。厦门市湖里区新成立的砸鸡蛋协会邀请孙先生参加。活动增添了乐趣。

从淮安到厦门有1200多公里的路程，开车时间较长。这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挑战。但他愿意出去。

2. 游戏

打蛋的盛行与政界、商界的推动是分不开的。当我问孙先生“发明”打蛋器时的往事时，他对那天的情节了如指掌。遗憾的是，这起初确实是一场“政商游戏”。

1969年，24岁的孙兆成担任南栅乡革委会副主任。孙兆成回忆：“当年10月1日，他在乡政府值班。供销社主任范跃荣、信用联社外勤部耿志昌、乡政府书记陶万志大队过来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后来觉得没意思了，耿志昌建议，牌太少了，就用两副牌吧。 ”。

“我们以郑上游（江浙一带流行的一种扑克牌，类似于南方的锄头大D）为基础，但我们起草了一些新的规则。如果牌数超过4张，就可以制作炸弹，如果你有6张牌，你就可以组成同花。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扑克游戏，叫做小鬼牌，里面有一个规则叫做匹配，就是某颗红心可以当任何牌，叫做。这是我们把两张牌的规则结合起来的一点灵感，感觉很新鲜。”

“输家必须给赢家最大的牌，但这个规则是稍后制定的，而不是第一天。”

“两个大王和两个小王走到了一起，我们把最大的炸弹称为核弹头。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既制造了原子弹，也制造了氢弹，这非常鼓舞人心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称为核弹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被称为炸弹之王。”

孙兆成回忆，那天四人玩得很晚。他想招待大家，就让食堂厨师买了两斤肉。但那天市场上正好没有肉，厨师只能买了几个生鸭蛋，煎一下，做白菜汤。 “本来想炒肉，但是吃不下去，只吃了鸡蛋，所以我们把这道菜叫做蛋肉，很随意。”

他们第一次破蛋的——乡政府旧办公楼，如今已成为一座破旧的建筑。老孙说房子很快就会倒塌。但打破鸡蛋的游戏已经蔓延开来。

院子里有一张桌子，以前是用来玩鸡蛋的。

孙兆成的叙述语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：“一开始只是朋友之间私下玩，农民不玩。当时农业以大寨为主，没人有时间玩扑克。”最先在干部中流传开来，在南栅乡办公室里，下雨天没事干，我们四个人就聚在一起互相打耳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开秘书会。乡镇支出部门和村委会主任开会的时候，会在开会前打两巴掌，这件事就传到了外面，每个村干部回去跟生产队领导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在空闲时间召开了一次聚会，这逐渐传遍了整个乡镇，然后传到了我们邻近的城镇。”

“大概直到1983年我们开始把责任分到人、分田到户之后，农民才开始有时间玩这个游戏，甚至是在田里。”

孙兆成玩破解鸡蛋几十年了，但他并不是专家。他参加过一些乡镇、县组织的比赛，但从未获得过好名次。

“现在牌子上的字已经看不见了，你走路只能看到路上有一个影子。我想你只能看到一个黑影，但看不到你的脸。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杨市长来了，如果她不说话，我就不知道是她了，我现在可以通过声音认人了。”

屋子里仅有的两副牌就存放在杂物间里。他记不清具体在哪里了。

3. 干部

孙兆成1945年出生于南栅乡一个农民家庭，1962年读完初中，1964年进入地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。孙兆成说，“当时我被下放到淮阴县”。泗洪县搞群众教育，开展四清运动，主要目的是教育群众不搞资本主义，树立社会主义集体观。”

过去的事情太痛苦了，无法回想，但他更喜欢回忆那些辉煌的事情。他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想记住的一件事：

“当时毛泽东说要恢复淮河，淮河老是发洪水，我们要挖一条水道，把洪泽湖的洪水排到海里。从1970年到1978年，每年3月到5月，我带着公社的村民去挖，当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机器和挖掘机，很多河都是人工挖的，你从淮安来的，就是从云东闸来的。去边当港的路（苏北主要灌溉渠是人工开凿的，我们开凿的通海运河在沭阳县，因为控制了淮河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工作。”

苏北农村金黄的麦田

1979年，乡革命委员会改组为乡人民政府。孙兆成担任南栅乡政府副主任10年，后退居二线，做关爱下一代的工作。直至1995年正式退休，行政级别仍为副科。

虽然一直在乡镇基层工作，毗邻农田，但退休干部的身份却给老孙晚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：现在他每月的养老金已达8000多元。在苏北农村，这是令人羡慕的。

4.变老

打蛋文化已成为淮安市曹云镇一张独特的宣传名片。镇街附近有一座新建的推蛋村。村里建有鸡蛋布丁文化中心。墙上有很多与推蛋文化相关的文案，还有几幅当地文人的字画。其中一篇写道：

“碎蛋源于小扑克牌，娱乐形成大智慧。”

淮安市曹云镇爆蛋文化中心

打蛋被形容为一门行业、一门公共关系学、人际关系学，甚至是一种人生哲学。但这些东西似乎离发明家孙兆成很遥远。他的生活非常真实。他每天待在家里，花1800元雇了阿姨做一日三餐。老孙的伙食费是单独付的。

院子里有两张桌子，已经多年风化，主要用来吃饭。有时我用它来晒被子，但我不再用它来打鸡蛋了。

孙兆成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孩子们会轮流来看望他。孙兆成说，他现在担心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最担心的就是大儿子的病。

大儿子曾在外面做五金工，后来患上了尿毒症。现在他每两天接受一次腹膜透析，独自住在几百米外的房子里。老父亲每天都让儿子来找他吃一日三餐。

大儿媳和孙子一起住在城里，因为曾孙还小，需要有人照顾。孙子一家在全市房价最高的时候买了房子。夫妻俩每月加起来有几万元的收入，但每个月还要偿还6000至7000元的贷款，压力很大。

老孙说：“三代人都需要钱，需要生活。我对孙子说，一家人的起居，你要负责。你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儿子，我会承担他的吃饭和看病。”

孙辈中最有出息的就是孙子了。孙兆成床头的白墙上至今还贴着他儿时获得的许多奖项。孙兆成回忆，“他拿到证书后，我奖励了他500元。”我的孙子河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留在省会南京的国信集团工作。在老孙看来，这家国企是个好单位。

孙兆成的墙上贴着孙子获得的获奖证书

患有高血糖引发的多种疾病，孙兆成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困扰。很难想象，以老孙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还要驾车2000多公里往返厦门。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：这让他快乐。对他来说愉快的事情很少。

“我每天晚上7点左右天黑就睡觉，凌晨3点左右起床，走路很不方便，也很困难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我我不能看电视，只能听收音机。”老孙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就像挂在院墙上的布满灰尘的渔网。

他已经忘记了上次和朋友们认真打牌是什么时候了。他只记得上个月他在配合电视台拍摄镜头时假装玩过一次。

“黄家摊”拜访孙兆成当天，他59岁的侄子恰好来看望他。他坐下来和叔叔聊了一会儿，扶着他上下台阶。老孙并不缺乏亲人的关爱，但和每个人一样，当老了之后，他也难免会遭受内心的痛苦。

我还想起了那天中午路边几个老人打鸡蛋的奔放精神，以及坐在一旁的老孙一脸困惑的表情。打鸡蛋是一种使人快乐的游戏。老年人比年轻人更需要幸福。